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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法天被打怎么看
吴法天被打事件：
近日，网上惊曝知名网友吴法天约架女记者周燕反被暴揍，多位微博网友直播了这一过程。据称吴法天先是在网上和女记者“此是燕云”约好了于6日中午在朝阳公园南门见面，孰料见面后却发生冲突。
据网上得来的消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和四川的一个女记者，因为微博言论的龌龊，约架于朝阳公园南门，结果吴丹红被女记者打倒在地，后又被围观众人围攻，最后在警方的帮助下才得以离开现场。此事一出，一时成为笑谈，网上舆论也是一片哗然，围观的网友由此分成径渭分明的两派，互相攻讦，互相指责，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评价：
支持吴丹红的一方，站在吴丹红的立场，认为四川女记者有造谣嫌疑，而且吴丹红向来把“让守法者不再孤单，让违法者心生敬畏”挂在嘴上。即然你女记者违法在先，作为法律界专业人士的吴丹红应约前往向违法者普及法律知识，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高尚行为。吴法天和女记者相约于朝阳公园南门，不成想，吴丹红一到朝园公园南门，对方早已纠集了二三十个同伙等在那里，对于吴丹红的高尚行为，对方不仅不领情，反而粗暴无礼地把他打倒在地。按照这一逻辑，在我们这个法律意识相当淡薄的国家，吴丹红孤身犯险，拯救迷途羔羊的光辉形象就呼之而出。
在支持女记者打吴丹红的一方看来，吴丹红作为一个有头有脸的教授，在微博上用污言秽语向一个女士辱骂（因为其言语实在不堪，这里就不引用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都和其身份不符，都显得太欠揍。更重要的，这次吴丹红和女记者的纠纷只是引子。因为吴丹红向来的言行，有很多授人以柄的地方，在憎恶吴丹红的人看来，借吴丹红骂女记者的事，揍他一顿，也算是出了心头一口恶气，也算是大快人心的事。
言论自由的表现原本就是多种多样，人们有发表卑鄙无耻的言论的自由，也有发表不卑鄙无耻的言论的自由。具体在吴丹红被打一事上，因为吴丹红有言论自由里面发表卑鄙无耻言论的自由，现在，他们却因此不许别人有指责，唾弃他们卑鄙无耻的言论自由，这实在相当荒唐，这其实也就是吴丹红之流们指责女记者打人最可笑的地方，自己因为一直以来帮人背书，受人唾弃，结果落到被女人约架“抽嘴巴”的下场，简单的个人行为，偏偏要扯到公知的群体性行为上，吴法天被打一事，把吴法天之流逻辑思维能力低下的智商缺陷，纤毫毕现地裸露了出来。
“吴法天”简介：
吴法天叫吴丹红，1978年生于浙江义乌，1999年获中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学位，2002年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出站。2007年起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先后主持、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课题，相继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奖”、“第一届全国中青年刑诉科研成果奖”、“第三届全国法学教材与法学科研优秀成果奖”等学术荣誉。
吴丹红律师怎么能联系到f
吴丹红律师要到旗下律所联系。
吴丹红算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有名律师,他能把案子很多不清楚的矛盾点一直磨到第二天还没有结束,说明真的是有实力,还要继续到第三天来质证。
顶级律师一定是比其他律师了解客户行业的人。所有的谈话、行动和推荐都是在考虑行业动向、商业目标、现有行业事件和竞争压力之后的结果。
法律洞见必须转化为商业上的影响或者结果,并用商业领袖能够理解的语言进行表达。
虽然专业技能是客户对其律师的最低期望,但顶级律师会超越客户对其最高期望。
吴丹红中医科诊所
《法律与权利》（参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月版，承担6万字；
《证人制度研究》（合著，第一作者），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6月版，承担30万字；
《刑事司法大趋势》（合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1月版，承担8万字；
《证据法学研究》（合著，研究生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简明证据法学》（合著，本科生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合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版，承担12万字；
《新世纪的证据法》，独译，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娃娃屋谋杀案》，独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11月版；
《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特免权制度研究》，（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比较检察制度研究》（合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6月版；
《中国刑事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法律的侧面》，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
《证据法学》，（十一五规划教材，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9年9月版。
《证据法学》，（参编，孙维萍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释义和适用》，参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
《刑事证据新规定释义》，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刑法与刑事程序》（第八版），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即将出版。 《新刑诉法对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赣南审判》1998年第4期，0.5万字；
《再探控权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反思》（获院论文大赛二等奖），《盾鸣》1998年第5期，0.5万字；
《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初探》（获“华为杯”电子商务征文三等奖），载《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学报》第20卷1期，0.6万字；
《为陪审制度辩护》（该文获校论文大赛一等奖），《青年法学》2000年秋季号，0.7万字；
《举证时限的理论思考与立法构想》，载《南京师大学报》（CSSCI索引）2001年第3期，1.2万字；
《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法理评介》，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0.7万字；
《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简化改革刍议》，《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21日第3版，0.4万字；
《论诱惑侦查》，载《法商研究》（CSSCI索引）2001年第4期，1.3万字；
《共犯口供证明力浅论》，载《人民检察》（核心）2001年第8期，0.5万字；
《透视证人拒证权的价值理念》，载《律师世界》2001年第9期，0.5万字；
《论共犯口供的证明力》，载《中国刑事法杂志》（CSSCI索引）2001年第5期，0.6万字；
《证人证言的形式问题反思－－以庭审改革为切入点》，载《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刑事诉讼证人拒证原因探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三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版，0.6万字；
《诱惑侦查初探》，载《公安大学学报》（核心）2001年第6期，人大书报复印中心《法学文摘卡》2002年第1期转载，0.6万字；
《“零口供”与沉默权》，《检察新时代》2002年第2期；
《品格证据规则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1.9万字；
《证人资格问题重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CSSCI索引）2002年第5期，0.7万字；
《儿童作证问题之研讨》，载《政法论丛》（核心）2003年第1期，0.8万字；
《论英美法上的意见证据》，载《律师世界》2003年第3期，0.7万字；
《证人权利保障论纲》，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1.6万字；
《证人保护制度探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CSSCI索引）2003年第3期，0.8万字；
《“陷阱取证”的法律思考》，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六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律师文摘》2004年第1期全文转载，1.9万字；
《我国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探析》，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2期，0.9万字；
《一体化下的欧盟司法制度》，《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26日B2版；
《证人作证的实现方式》，《山东大学法律评论》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5万字；
《刑讯逼供案的举证责任》，载《法律适用》（核心）2003年第7期，0.9万字；
《英美恢复性司法述评》，载《中国监狱法学刊》（核心）2003年第6期，0.7万字；
《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中的证据问题》，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七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0.8万字；
《证人制度的实证分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七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1.1万字；
《传闻证据规则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1.9万字；
《实现正义的另一种进程》载《诉讼法论丛》第九卷（权威），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恢复性司法论坛》2005年卷（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全文转载，1.9万字；
《证人补偿制度研究》，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CSSCI索引）2004年第3期，1.1万字；
《证人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八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2.2万字；
《欧美恢复性司法典型案例评价》，载《判解研究》（核心）2004年第2期，0.9万字；
《证人制度改革纵横谈》，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九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0.8万字；
《欧盟检察发展趋势与中国检察制度改革》，载《人民检察》（核心）2005年第2期，0.7万字；
《特免权的中国命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十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1.7万字；
《法治视野下的卧底侦查》，载《法治论丛》2005年的4期，1.2万字；
《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刑讯逼供》，载《中外法学》（CSSCI索引）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6年第9期全文转载，3.3万字；
《面对中国的证据法学》，载《政法论坛》（CSSCI索引）2006年第2期，2.2万字；
《刑事诉讼中的律师保密义务》，载《刑事法评论》（核心）第1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2万字；
《司法场景中的证人作证》，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核心）2006年第11期全文转载，1.2万字；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为例》，载《现代法学》（CSSCI索引）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年第1期全文转载，1.4万字；
《证据法学研究的迷思——在西方样本与中国现实之间》，载《政法论坛》（CSSCI索引）2006年第6期，0.7万字；
《证据法的批判与建构》，载《环球法律评论》（CSSCI索引）2006年第6期，1.8万字；
《中国式陪审的省察》，载《法商研究》（CSSCI索引）200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年第9期全文转载，1.5万字；
《传闻法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94期（2007年5月）；
《举报人法律保护的实证研究》，载《法治论坛》2007年第3期；
《证据法学的启蒙》，载《证据科学》2007年（第15卷）第1、2期；
68. 《力量博弈下的刑讯逼供》，载《华中法律评论》第三卷（2008年12月版）；
《民事诉讼中的测谎》，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6期；
《交叉询问制度的中国问题》，载《证据学论坛》第14卷，2008年12月版;
《传统诉讼文化新解》，载《西部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
《证据法上的理论迷局》，载《证据科学》2009年第2期。
《中国证据立法的理想与现实》，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9月版;
《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10年第7期全文转载；
《理念嬗变下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载《理论视野》2010年第8期； 《喧嚣中的前进：年终评点司法界》，《湖北法制报》2002年1月22日第15版；
《儿童作证，不是一纸规定那么简单》，《检察日报》2002年12月6日第3版；《切莫盲从误用测谎技术》，《检察日报》2003年1月15日第3版；
《“诱惑侦查”须严格控制》，《检察日报》2003年1月24日第3版；
《偷拍、偷录的困惑》，《人民法院报》2003年1月24日B2版；
《面对司法的媒体监督》，《人民法院报》2003年1月27日B2版；
《亟待规定证人的三种权利》，《检察日报》2003年2月28日第3版；
《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不应叫停》，《检察日报》2003年3月28日第3版；
《弘扬法学家精神的可人》，《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14日B2版；
《卧底侦查需要法律规则》，《检察日报》2003年6月6日第3版；
《与学术亲密接触》，《法学家茶座》第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美国的诱惑侦查》，《检察纵横》2003年第6期；
《追究涉嫌伪证证人的程序》，《法治》2003年第7期；
《如何保障认罪口供的自愿性和真实性》，《检察日报》2003年10月30日第3版，0.4万字；
《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中具有调查权》，《检察日报》2003年12月8日第3版，0.4万字；
《如何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检察日报》2004年1月8日第3版；
《欧盟检察制度有了新发展》，《检察日报》2004年5月26日第3版；
《证据学研究的“三维世界”》，《证据学论坛》第八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卡拉能否永远OK？》，载《方圆法治》2005年第5期；
《路的制度与制度的路》，《方圆法治》2005年第 2期；
《道德与法律缝隙下的公私概念》，《方圆法治》2005年第 4期；
《维权是最好的美容之道》，《方圆法治》2005年第15期；
《“大义灭亲”文化与法律思维》，《方圆法治》2005年第 7期；
《事实·错案·证据》，《方圆法治》2005年第 8期；
《科技利刃下的隐私权》，《方圆法治》2005年第 10期；
《提倡酷刑的童话》，《法学家茶座》第九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于细微处见法治》，载《中国妇女报》2005年12月20日；
《道德的善行与责任的缺位》，《方圆法治》2005年第 11期；
《证人为什么不出庭？》，《法制日报》2006年1月5日第10版；
《受贿案件不宜诱惑侦查》，《方圆法治》2006年第 3期；
《为什么不能实行毒品“合法化”》，《检察日报》2006年1月9日第3版；
《丛林正义与司法正义》，《法制日报》2006年1月26日第11版；
《顺从暴力与顺应权力》，《方圆法治》2005年第 13期；
《证据立法呼声缘何归于沉寂？》，《检察日报》2006年2月13日第12版；
《破案率的神话》，载《中国妇女报》2006年2月28日第6版；
《司法的悖论与尴尬》，《方圆法治》2005年第 14期；
《在法治的十字路口》，《方圆法治》2006年第5期；
《第二个辛普森——程序法治视野下的罗伯特杀妻案》，《方圆法治》2006年第6期；
《到底为什么而争论》，《检察日报》2006年4月10日第3版；
《诱惑侦查：既然实际采用，就该立法规制》，《检察日报》2006年3月20日，0.5万字；
《让律师走出保密义务的困局》，《检察日报》2006年5月8日第3版；
《警察的素质》，《方圆法治》2005年第 16期；
《闲话“以保创收”》，《法制早报》2006年6月5日；
《变迁中的法学研究方法》，《检察日报》2006年6月19日第3版；
《谁来监督监督者？》，《方圆法治》2005年第 17期；
《小广告治理中的法治忧思》，《法制早报》2006年7月9日；
《事实的“罗生门”》，《检察日报》2006年7月24日第3版；
《法律移植中的“捆绑性”》，《法制早报》2006年7月24日；
《毒品“合法化”的乌托邦》，《方圆法治》2005年第 19期；
《亲历庭审台湾“第一女婿”》，《方圆法治》2006年第15期；
《大学的开放与限制》，《法制早报》2006年8月20日；
《错案何以挥之不去？》，《法制早报》2006年8月28日；
《律师的天堂与地狱》，《方圆法治》2005年第 21期；
《在台北亲历呛扁现场》，《法律文摘》2006年第7期；
《法学院是怎样炼成的》，《方圆法治》2006年第17期；
《个案请示制度的“熄灯号”》，《检察日报》2006年9月18日第3版；
《致命的“常情断案”》，《法制早报》2006年9月18日；
《百分之百的背后》，《方圆法治》2005年第 24期；
《美丽与哀愁：感受台湾地区法律的脉动》，《法制早报》2006年9月25日；
《中国证据法学第一人》，载《法学家茶座》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证据相对主义》，《检察日报》2006年10月23日第3版；
《法学经济分析的一扇窗》，《法制早报》2006年10月30日；
《法庭之上谁最大？》，《检察日报》2006年11月20日第3版；
《法律的一厢情愿》，《检察日报》2006年12月11日第3版；
《动物的法律权利》，《检察日报》2007年2月5日第3版；
《宝岛司法掠影》，《法学家茶座》第1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禁鞭令的开禁与安宁权》，《方圆法治》2007年3月上期；
《排队文明与中国法治》，《方圆法治》2007年3月下期；
《道路通向哪里》，《法制日报》2007年4月1日；
《怎能用“电脑排期”根治司法弊病》，《法制日报》2007年4月15日；
《侧面看法律》，《检察日报》2007年4月16日第3版；
《以小说讲授法庭科学》，《方圆法治》2007年4月下期；
《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上期；
《不是神明在审判——电影〈十二怒汉〉中的证明问题》，《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上期；
《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下期；
《从发现真实到价值多元》，《检察日报》2007年6月18日（4748期）；
《错位的权利保障》，《人民法院报》2007年6月26日第5版；
《打击官员的“真”文凭》，《清风》2007年第3期；
《杀光所有的律师？》《晟典律师评论》2007年第1期，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8月版；
《鸡肋：中国式陪审》，《中国改革》2007年第7期。
《保护举报人是检察机关的义务》，《法制日报》2007年8月5日第1版；
《法律人的理想与现实》，《检察日报》2007年8月13日（4804期）；
《“纸馅包子”背后的真问题》，《方圆法治》2007年8月下期（205期）；
《尘封的检察制度史》，《法学家茶座》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纸包子”事件：引人深思的五个问题》，《人民法院报》2007年8月21日。
《法庭上的心理学家》，《法制日报》2007年8月26日第15版。
《司法改革的软件与硬件》，《检察日报》2007年9月4日（4826期）。
《预防腐败犯罪需警惕当代韦小宝》，《法制日报》2007年9月9日。
《关于恢复性司法的一个反思》，《人民法院报》2007年9月26日第5版。
《千万别来念法律？》，《方圆法治》2007年9月下期（205期）。
《法学何以成为科学》，《检察日报》2007年10月8日。
《我的师父石仲朱》，《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8日“法学院”第13版；
《在台大法学院听课》，《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8日“法学院”第21版；
《网络民意下的司法公正》，《法制日报》2007年10月21日；
《中国古代司法的另一面》，《方圆法治》2007年10月下期（209期）；
《韦式贪官与反腐利器》，《检察日报》2007年11月9日（4885期）第6版。
《聂树斌案的制度反思》，《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1日第2版；
《证人是靠不住的》，载《人民检察》2007年11月上期（第21期）；
《证据理论的一个侧身》，载《方圆法治》2007年11月上期（210期）；
《科学证据的迷雾》，《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1日第3版；
《真的“假文凭”与假的“真文凭”》，《检察日报》2007年12月7日（4913期）；
《追问手术签字制度》，《法制日报》2007年12月9日第2版；
《华南虎”真假辩：一场精彩的民间审判》，《检察日报》2007年12月10日第3版；
《司法制度的选择有惯性作用？》，《检察日报》2007年12月17日第3版；
《个人所得税的公众期待》，《法制日报》2007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2007年12月24日A3版转载。
《科学证据一定是科学的吗》，《检察日报》2007年12月28日第6版；
《让个税回归“劫富济贫”的本来面目》，《检察日报》2008年1月1日第3版；
《电信运营商能推个一干二净？》，《检察日报》2008年1月11日第3版；
《刑事证据规定能带来什么》，《法制日报》2008年1月27日第2版；
《我永远不能说真话的遗憾》，《检察日报》2008年2月1日；
《这是一个谎言盛行的年代吗》，《检察日报》2008年2月1日；
《一定要重复漫长的观念更新进程吗》，《检察日报》2008年3月17日；
《历史的另一张面孔》，《检察日报》2008年3月21日；
《“许霆案”中的量刑裁量权困局》，《检察日报》2008年4月4日；
《刑讯逼供与角色扮演》，《人民检察》2008年第9期（5月）。
《法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载《检察日报》2008年6月26日。
《诉讼的游戏规则》，载《检察日报》2008年7月31日；
《奥运会报道要尊重运动员隐私权》，载《法制日报》2008年8月17日。
《“引诱性执法”是否具有正当性》，载《解放日报》2008年10月6日第11版。
《微软的“正版秀”》，载《法人》2008年第11期。
《勿让诚信体系破产》，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期；
《股市期待法治阳光》，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期；
《“鞭炮门”事件：公务员的年后第一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3期；
《网络反腐的民间力量》，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4期；
《神证时代的正义》，载《检察日报》2009年2月19日。
《为什么又是矿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5期；
《“上帝”为何期盼3·15》，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6期；
《又见公捕公判》，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7期；
《刑法的愚人节》，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8期。
《刑事司法的“潜规则”》，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9期。
《惩罚性赔偿有多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0期。
《如果没有口供》，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1期。
《冷眼旁观破案率》，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2期。
《戴着镣铐的舞者》，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3期。
《刑罚的“实报实销”》，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13期。
《不自愿的自愿》，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4期。
《法官和律师的角色》，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5期。
《测不出的真相》，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6期。
《二审为何不开庭》，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7期。
《刑事司法中的“躲猫猫”》，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8期。
《司法夹缝中的证人》，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9期。
《职务犯罪的“零容忍”》，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19期；
《侦查的司法控制》，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0期。
《“钓鱼式执法”暴露出的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2月8日第五版；
《公开审判的阴影》，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1期；
《像法律人一样思考？》，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1期；
《从行人社会到汽车社会》，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3期；
《法制的传统和移植》，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5期；
《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措施遏制刑讯逼供》，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5期；
《制度的纠错系统》，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7期；
《诉讼的时间之殇》，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9期；
《罗彩霞案为何久拖不审？》，载《人民日报》2010年5月6日第9版；
《正义木桶的短板》，载《方圆法治》2010年6月20日第273期；
《在法律与人情之间》，载《方圆法治》2010年7月2日第274期；
《司法能见度》，载《方圆法治》2010年7月20日第275期；
《如何给“张竞”公平的通道》，载《人民日报》2010年7月26日；
《让诉讼成为真正的诉讼》，载《方圆法治》2010年8月20日第277期；
《骗子狂欢是一种社会病》，载《羊城晚报》2010年8月29日；
《见识刑事诉讼的潜规则》，载《改革内参》2010年第32期（8月27日）；
《交叉询问制度碰到中国障碍》，载《改革内参》2010年第32期（8月27日）；
《捐款为何不是义务》，载《方圆法治》2010年9月20日第279期；
《法治离我们有多远》，载《方圆法治》2010年10月20日第281期；
《避风港与红旗》，载《方圆法治》2010年11月20日第283期； 2003年5月—2004年3月，参与何家弘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证人制度研究”，合著《证人制度研究》，已经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2004年2月—5月，参与欧盟－中国司法合作项目“欧盟刑事司法制度研究”，合著的《刑事司法大趋势》已经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2005年6-12月，参与美国福特基金项目“反酷刑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相关成果已经发表在核心期刊；
200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资助项目“证人制度比较研究”，已经提交报告；
2006年，参与何家弘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证据法学研究”项目，相关成果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5-2007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证人保护制度研究”，已经完成。
2007年5月－10月，参与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起草，已完成。
2007年7月－2008年1月，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司法权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已完成。
2007年10月起，参与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证据法学》，已完成。
2007年11月起，参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课题“检察制度比较研究”，已完成。
2008年4月起，独自承担中国政法大学校级课题“证据法学的启蒙”，进行中。
2008年8月起，独自承担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08年度科研项目培育资金项目“民事诉讼中测谎结论运用之实证研究”，已完成；
2008年9月起，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证据立法问题研究》（08JC820046），进行中。
2010年6月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研究》，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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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律师”的任职资质而言，包括：其一，具有一定法律知识，按现行《律师法》之规定，是具有“高等院校法律本科及以上学历”之法律知识或“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法律知识”；其二，经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资格；其三，经国家司法行政部门批准，取得执业证书；其四，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并以此为职业。
因此律师是指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的性质就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为职业的法律服务工作者。
在上述四项基本特征中，前一项或一、二项为其他法律工作者，如执法工作者，司法审判工作者（法官），司法检控工作者（检察官）所共有；后二项为“律师”这一法律工作者所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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