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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刘怒传文言文翻译
宋史
原文 :
刘述字孝叔,湖州人。举进士,为御史台主簿,知温、耀、真三州,提点江西刑狱,累官都官员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课。知审官院胡宿言其沉静有守,特迁兵部员外郎,改荆湖南北、京西路转运使,再以覃恩①迁刑部郎中。
神宗立召为侍御史知杂事又十一年不奏课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滕甫为中丞述将论之甫闻先请对。甫退,述乃言甫为言官无所发明,且擿其隐慝。帝曰:“甫遇事辄争,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谈卿美不辍口,卿无言也。”
王安石参知政事,述兼判刑部,安石争谋杀刑名,述不以为是。及敕下,述封还中书,奏执不已。安石白帝,诏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于是述率御史刘琦、钱顗共上疏曰:“安石执政以来,未逾数月,中外人情嚣然胥动。盖以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无忌惮之心故也。安石任一偏之见,改立新议,以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孙,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张,废而不用。愿早罢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②,不能竭忠许国,反有畏避之意,阴自结援以固宠,久妨贤路,亦宜斥免。赵抃则括囊拱手,但务依违大臣,事君岂当如是!”
疏上,安石奏先贬琦、顗监处、衢州③盐务。公亮疑太重。司马光乃上疏曰:“臣闻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
开封狱具,述三问不承。安石欲置之狱,光又与范纯仁争之,乃议贬为通判。帝不许,以知江州。卒,年七十二。(节选自《宋史列传第八十》,有删减)[注]①覃恩:广施恩泽,多用以称帝王对臣民的封赏、赦免等。②丞弼:辅佐的职位。③处、衢:二州在浙江境内。
译文 :
刘述字孝叔,是湖州人。考中了进士,当上了御史台的主簿,在温州、耀州、真州做过知府,又提举检点江西的刑罚诉讼,后来做到都官员外郎,六年时间里也不上奏对朝廷官员的考核事项。主管审官院的胡宿说他为人沉静有操守,特地提拔他任职兵部员外郎,改任荆湖南北、京西路转运使,第二次因为朝廷广施恩泽升迁为刑部郎中。
宋神宗继承皇位后,征召他为侍御史知杂事。又在任职十一年的.期间内,不上报考核事项。神宗知道他长久任职,授以吏部郎中一职。滕甫担任御史中丞,刘述准备考核他。滕甫听说了,就先请求应答。滕甫走后,刘述就说滕甫身为谏官也没有什么创建,并且揭发出他未被发现的罪恶。神宗说,滕甫遇到事情就能争辩,带来的好处很多,只不过他人不知道罢了。滕甫谈论到你的优点总是说不完,你不要再评论他了。
王安石当上了参知政事,刘述兼管刑部,王安石争论谋杀的刑罚名称,刘述不认为王安石说的对。等到诏书下达,刘述把诏书封好还给中书省,进言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停止。王安石汇报给神宗皇帝,下诏让开封府推官王克臣给刘述定罪。在这种情况下刘述带领御史刘琦、钱顗共同上疏给神宗皇帝:“王安石掌管政事以来,不超过几个月,朝廷内外全都人心惶惶。大概是因为他独断专行,轻视法度,没有顾忌畏惧的缘故。王安石任由一己之偏见,改弦更张推行新政,来损害天下人的利益。先朝制定的制度,自当让后世子孙坚守而不要丢掉;竟然想要事事都要改变,废弃而不使用。希望早些罢黜他的官职,来抚慰天下民众的内心。曾公亮官居辅佐之位,却不能够竭尽忠诚报效国家,反而有畏惧躲避的念头,暗地里结成党与互助来巩固受宠的地位,长时间地妨碍贤能之士的道路,也应该废免。赵抃则是不进忠言,无所作为,只是谋求依顺于大臣,为君主做事怎么可以像这样呢!”
奏章呈上去后,王安石奏报皇帝先贬谪御史刘琦、钱顗去监管处州、衢州的盐务。曾公亮担心这事过重了。司马光于是上奏陈述说:“臣下听闻孔子说过:‘坚守道义不如坚守做官的原则。’孟子说过:‘有进言责任的官员,不能尽职尽责就除去其职。’朝廷已经违背大多数人的想法而去实施了,又因尽忠之臣(的是事)而加罪于他,臣我担心会失掉天下人心啊。”
开封府判罪入狱,刘述几次被讯问都没有承认。王安石想要将刘述关押进监狱,司马光又和范纯仁替他据理力争,这才(最终)决定将他贬为通判。神宗皇帝没有允许,把刘述改为江州知府。七十二岁时候离世。
陈氏草堂原文及翻译及注释
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今我归草堂,成都适无虞。请陈初乱时,反复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其势不两大,始闻蕃汉殊。西卒却倒戈,贼臣互相诛。焉知肘腋祸,自及枭獍徒。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一国实三公,万人欲为鱼。唱和作威福,孰肯辨无辜。眼前列杻械,背后吹笙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国家法令在,此又足惊吁。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弧矢暗江海,难为游五湖。不忍竟舍此,复来剃榛芜。入门四松在,步屟万竹疏。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酤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余。——唐代·杜甫《草堂》 草堂 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
今我归草堂,成都适无虞。
请陈初乱时,反复乃须臾。
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
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
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
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
其势不两大,始闻蕃汉殊。
西卒却倒戈,贼臣互相诛。
焉知肘腋祸,自及枭獍徒。
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
一国实三公,万人欲为鱼。
唱和作威福,孰肯辨无辜。
眼前列杻械,背后吹笙竽。
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
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
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
国家法令在,此又足惊吁。
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
弧矢暗江海,难为游五湖。
不忍竟舍此,复来剃榛芜。
入门四松在,步屟万竹疏。
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
邻舍喜我归,酤酒携胡芦。
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
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
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
飘摇风尘际,何地置老夫。
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
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余。 抒情 , 感慨国家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宝应元年我离开草堂时,蛮夷正充斥成都城。
而今我返回草堂,正值成都安定无忧之际。
让我陈述最初叛乱的情况,徐知道叛乱好像是转眼之间的事情。
因大将被召回朝廷,这伙群小便乘机窃据成都谋反。
并西联邛州之南的羌兵以虚张声势,北断剑阁要道以抗拒长安王师。
数十个跟随徐知道作乱的人,虽无官职,却也占城为王,独当一面了。
但徐知道手下的人与羌夷头目各自争长,互不相让,并且蕃、汉殊情,以致叛乱后发生内讧。
结果发生了羌夷兵的倒戈,叛乱魁首们彼此互相残杀。
哪知祸起腋下,徐知道被自己部下所杀。
当时主持正义的人对叛乱这都很愤恨,因为他们使国家的法纪政纲受到了破坏。
徐知道手下的李忠厚辈均拥兵自立,百姓成了各种势力头目们所宰割的鱼肉。
这伙群小竞相作威作福,谁肯为无辜受害的平民辩解呢。
他们还一方面残害百姓,一方面寻欢作乐。
他们在谈笑间滥杀百姓,长街上溅满了无辜百姓的鲜血。
在他们行刑的地方,甚至风雨之时还可以听到冤魂的哀嚎声。
被杀害之人留下的妻子、马匹为贼徒占有,这些遗孀甚至马匹还要含着内心的悲痛供其取乐。
国家法纪何在?实在令人不甚叹息!
我只得奔走于梓、阆之间,三年中都想离蜀而去东吴。
由于那里也有战乱,结果竟难以成行。
我不忍舍弃这间花草堂,回来要除杂草杂木,重整庭院和药栏。
入门见四颗小松树尚在,我漫步于万竿疏竹之中。
往日养的家犬喜我久别乍归,它常情热的低回在我的身旁。
大官严武喜我久别乍归,就遣人骑马来问我需要什么东西。
城郭间的邻人喜我久别乍归,他们来探视、问候我的人,简直挤满了整个村墟。
天下尚不得安宁的今天,当兵的都胜过迂腐的书生。
在这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里,何处可安置我这个老头呢?
我真的成了多余的人,所幸的是还算活了下来。
我既无用于世,在此余生里一饮一啄已感到惭愧,所以甘于清苦生活,不敢有所奢求。
创作背景 迨至广德二年(764)三月,严武复任东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杜甫始携家人自阆州返回成都。此诗当作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春,杜甫自阆州返回成都草堂后。 赏析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复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复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讯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中“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余,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余”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杜甫
白雪清词出坐间。爱君才器两俱全。异乡风景却依然。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茱萸子细更重看。——宋代·苏轼《浣溪沙·重九旧韵》
浣溪沙·重九旧韵
白雪清词出坐间。爱君才器两俱全。异乡风景却依然。
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茱萸子细更重看。 重阳节 , 送别 , 友人抒情汉使昔年离别。攀弱柳,折寒梅,上高台。千里玉关春雪,雁来人不来。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唐代·温庭筠《定西番·汉使昔年离别》
定西番·汉使昔年离别
汉使昔年离别。攀弱柳,折寒梅,上高台。
千里玉关春雪,雁来人不来。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 写人 , 思妇 , 抒情 , 边塞离愁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簟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宋代·李清照《南歌子·天上星河转》
南歌子·天上星河转
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簟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
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 宋词三百首 , 宋词精选抒情
方山子传原文及翻译注释
《方山子传》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通过对苏轼与方山子的相遇与相交,了解他的人生经历,通过对这些人生经历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方山子特立独行性格和人生取向的赞赏。方山子传文言文翻译及注释是如何呢?本文是我整理的方山子传文言文翻译及注释资料,仅供参考。
方山子传文言文原文 方山子传
方山子(11),光、黄①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②为人,闾里③之侠皆宗④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⑤之遗象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⑥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
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⑦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九年⑧,余在岐山(12),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⑨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倘⑩见之欤?
方山子传文言文翻译 方山子,是光州、黄州一带的隐士。年轻时,仰慕汉代游侠朱家、郭解的品行,乡里的游侠之士都推崇他。(等到他)年岁稍长,就改变志趣,发奋读书,想以此来驰名当代,但是一直没有交上好运。到了晚年隐居在光州、黄州一带名叫岐亭的地方。住茅草屋,吃素食,不与社会各界来往。放弃坐车骑马,毁坏书生衣帽,徒步在山里来往,没有人认识他。人们见他戴的帽子上面方方的且又很高,就说:“这不就是古代乐师戴的方山冠遗留下来的样子吗?”因此就称他为“方山子”。
我因贬官居住在黄州,有一次经过岐亭时,正巧碰见了他。我说:“哎,这是我的老朋友陈慥陈季常呀,怎么会在这里呢?”方山子也很惊讶,问我到这里来的原因。我把原因告诉了他,他低头不回答,继而仰天大笑,请我住到他家去。他的家里四壁萧条,然而他的妻子儿女奴仆都显出怡然自得的样子。
我对此感到十分惊异。回想起方山子年轻的时候,是酗酒任性,喜欢使剑,挥金如土的游侠之士。十九年前,我在岐亭下,见到方山子带着两名骑马的随从,身藏两箭,在西山游猎。只见前方一鹊飞起,他便叫随从追赶射鹊,未能射中。方山子拉紧缰绳,独自跃马向前,一箭射中飞鹊。他就在马上与我谈论起用兵之道及古今成败之事,自认为是一代豪杰。至今又过了多少日子了,但是一股英气勃勃的神色,依然在眉宇间显现,这怎么会是一位隐居山中的人呢?
方山子出身于世代功勋之家,理应有官做,假如他能置身官场,到现在已得声名显赫了。他原本家在洛阳,园林宅舍雄伟富丽,可与公侯之家相同了。在河北地方还有田地,每年可得上千匹的丝帛收入,这些也足以使生活富裕安乐了。然而他都抛开不去享用,偏偏要来到穷僻的山里,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独有会心之处才会如此的吗?
我听说光州、黄州一带有很多奇人异士,常常假装疯颠、衣衫破旧,但是无法见到他们;方山子或许能遇见他们吧。
方山子传文言文注释 1、光、黄:即光州和黄州。光州和黄州邻接,宋时同属淮南西路。
2、朱家、郭解:二人都是西汉时的游侠,喜替人排忧解难。
3、闾里:乡里。
4、宗:尊奉。
5、折节:改变以往的志向行为。
6、方山冠:汉代祭祀宗庙时乐舞者所戴的一种帽子。唐宋时,隐者常喜戴之。
7、谪:降职。苏轼是在元丰三年(1080年)贬到黄州的。黄:今湖北黄冈。
8、使酒:酗酒任性。
9、前十有九年:即嘉祐八年(1063),作者任凤翔府签判。
10、怒马:使马怒,即纵马向前。
11、傥:或许。
12、歧山:地名,指凤翔。
13、方山子:即宋陈慥,字季常。晚年隐居在光州、黄州一带名叫岐下,苏轼在任凤翔签判时,与其相识。
14、岐下:地名,指凤翔。
15、岐亭:镇名,在今湖北麻城。
16、屋:帽顶。
17、精悍:精明强干。
18、世有勋阀:世代有功勋,属世袭门阀。
19、等:等同,相类似。
20、阳狂:假装疯癫。阳,通“佯”,假装。
21遁:隐居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出仕,任风翔签判。嘉佑八年(1063年)陈慥之父陈希亮来任府尹。陈希亮素以威严著称,僚属和他见面多不敢仰视,而苏轼年少气盛,常与争议,甚至形于颜色。这年,苏轼和陈慥初遇,二人一见如故,抒怀言志,颇为投合。自凤翔返京后,苏轼妻死父逝,宦海升沉,身经乌台诗案的文字之狱,贬往黄州;陈慥也父死无禄,心志不得伸,以平民之身隐于异乡。元丰三年(1080年),陈慥听说苏轼被放逐而相迎于途中,以后过往频繁。据苏轼自己统计,在黄州四年,他“三往见季常,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详《岐亭五首》)。两人情至深,故苏轼于元丰四年(1081年)写下了这篇散文。[4] [1]
方山子传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苏轼打破传记文学的写作常规,在《方山子传》一文中,改变介绍人物姓氏、籍贯、生卒年月、家世、生平等平铺直叙式的写作手法,而着力选取人物活动的几组有价值的特写镜头,几个表现人物性格的生活侧而,一经作者维妙维肖地刻画描摹,一个形象丰满生动,见心灵,见性格的人物便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了。撷取典型事例刻画人物,是说易行难的事情,首先,典型事例如何选择,要求既要生动感人。又要能有力地表现主题。其次,典型事例的选择还要反映人物的性格、家世及主要业绩,处理不当,就会导致文章写作失败。再次,占来为人立传。被立传人多已作古,总括一生之事通盘考虑去写较有选抒余地。而苏轼笔下的方山子。人还健在,如何把握运笔尺度,是不易界定的难点,然而,这些在常人看来难于克服的困难,苏轼却应对自如。作者以其神奇熟练之笔,匠心独运,结撰出了这篇妙文。全文分四段进行叙述,层层深人地剖析了方山子其人。
第一段,作者起首一句,“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显得突如其来。而且立刻会生出两个疑问:其一,方山子并非人名,那么何以不露真名,何以称之“方山子”。其二,方山子是“光、黄间隐人”,他归隐的原因是何。两个问题很具吸引力。紧接着,文章以简沽的语言,概要地介绍了方山子的身世。分五层加以叙述,第一层,方山子年少时尚侠义,深为邻里推重;第二层,弃侠义而学文,欲用此有为子当世,但以“终不遇”而告终。“终不遇”三字在这里有深刻的内涵。方山子自少年开始,就心怀大志,以报效国家为己任。面对北宋政权积贫积弱,边战屡败,武备不兴的残破局面。方山子优心加焚,认为国家急需武人,因而练武行侠,团结邻里之人,希图将来有为护边事,结果愿望落空。当时的北宋统治者重文轻武,唯读书求仕,才可有所作为。方山子无奈,只得改弦更张,弃武学文。然而学成之后,依然于事无补。这位文武兼备,心怀满腔热忱.立志为国分优的爱国者,宋统治者却不予理采,皆以“不遇”相待,文中有“终不遇”三字,饱含着方山子几多甜败苦辣,可谓一言难尽;第三层,方山子苦斗一番,迎来的只有冷遇,他感到心灰意冷,对世道黑暗充满了厌烦和不展一顾的轻蔑,遂“遁于光、黄间”之岐亭;第四层,对于北宋王朝。方山子己失去信心,决心不再过问世事,专求佛事和清静,日日以步代车代马。身着百姓衣,往来于山中;第五层,方山子之谜终于揭开。因“其所著帽,方屋而高”,人们议论说“此岂方山冠之遗像乎?”,所以方山于得“方山”之名。这一段层次分明,交待清楚。言外之意层出不穷。
第二段,苏轼谪官黄州,于偶然之中,路遇方山子。原来方山于是作者的旧识,真名陈慥,字季长。老友异地相选,白然各道所以。当方山子得知苏轼今日境况时,“俯而不答,仰面笑”。短短七个字,方山子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可谓妙笔生辉,韵味无穷。承接文章第一段方山子的“终不遇”,“俯而不答,仰而笑”,以其对方山子形象生动的描摹,更深一层地揭示出方山子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集中反映在“俯面不答”中。方山子何以不答,正是他对宋统治者极为不满和完全丧失信心,直至麻木和厌世的结果。这是抗议和愤怒的混和体。“答”而一言难尽,“不答”则“此时无声胜有声”,两相比较,显然后者的艺术效果更高一筹。着到苏轼请官的下场,方山子庆幸自己远高尘世,隐遗不仕。因而“仰而笑”。转瞬间即从年青时不得志的痛苦回忆中解脱出来,化优为喜。见到方山子家“环堵萧然,面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极大地触动了作者隐陈作痛的心,他由衷的羡慕方山子这种与世几近隔绝的清苦生活。所谓的“自得之意”,并非方山子家人的实况,面是作者与方山子产生共鸣所致。
苏轼是方山子的老友,看到如今的方山子与昔日的方山子判若两人,在强烈的对比中,很白然地会勾起他对方山子的回忆,于是文章进人第三段。苏轼在闸述方山子“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之后,着意刻画方山子往日的英雄气概。以反叙的手法,精择了十九年前,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情如以证明:方山子精于骑射,武艺高强。一次游猎西山时,“鹊起于前,使骑逐面射之,不获”,此时,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神态何等豪纵,这是一个特写镜头,以“不获”对比得之,表现了方山子“气盖世”的英雄本色。而后,方山子又与苏轼马上论兵及古今成败得失,且“自谓一世豪士”,气宇轩昂,这是第二个特写镜头,通过这两个镜头,方山子那神形兼备,通真感人的形象便展露于出来,栩栩欲活,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报国利民的的英雄,竟然落得沉沦于穷乡僻壤,终老于山谷林泉之中。朝政黑暗,世道不公,苏轼与方山子的际遇同等,两人同属“不遇”,所以苏轼文中通过这些实例的强烈对比,充分表现了对宋统治者的极端不满和怨恨,虽未直言,但字里行间饱含其意。
第四段,苏轼通过谈方山子家世,解开了疑问,方山子远离尘世,并非因为穷得无以为生或不得为官所致。恰怡相反,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且“园宅壮丽,与公侯等”。出人意料的是,他却完全摒弃了这些荣华富贵,捐弃功名利禄,决然远离尘嚣,遥迹山林,自愿过起艰苦的隐居生活,原因就是由于对北宋政权极度不满和丧失了信心。苏轼这篇文章,“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是为方山子抱不平,骨子里是在发泄对宋朝廷的愤怒,作者通篇无一宇一句愤懑之语,可字字句句都凝聚着苏轼对统治者的痛斥。[2] [3]
方山子传名家评价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六:“按方山始席脱为侠,后隐光、黄间零落。此传却叙其弃富贵而甘萧索,为有自得,(有)回护他处。然中述其少年使酒一段,结语云‘光、黄人,每佯狂垢污’,自不可掩。”[3]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六引袁宗道:“方山子小有侠气耳。因子暗用笔,隐见出没形容,遂似大侠。”[3]
郑之惠《苏长公合作》补卷下:“效《伯夷》、《屈原传》,亦叙事、亦描写、亦议论,若隐若见,若见其人于褚墨外。”[3]
郑之惠《苏长公合作》补卷下引李贽:“变传之体,得其景趣,可惊可喜。”[3]
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二十三:“奇颇跌宕,似司马子长。”“此篇《三苏文粹》不载。余特爱其烟波生色处,往往能令人涕洟,故录入之。”[3]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三:“始侠而今隐,侠处写得紊迈,须眉生动,则隐处益复感慨淋漓,传神手也。”[3]
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三:“此为方山子生前作传也。若论传体,止前段叙事处是传,以下皆论赞矣。妙在步步俱用虚笔。始提其何以在岐亭;继见其穷;又疑何以自得若此。因追念其平日慕侠读书,向非隐人本色;且历数其家世,富贵可扰,必不至于以穷而隐者。总之种种以不当隐而隐,方验其非无得而为之,所以为可传也。末以隐人不可得见为问,正见方山子不为人所识,是其为异人处。议论中带出叙事,笔致横溢,自成一格,不可以常传之格论矣。”[3]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一:“前幅自其少而壮而晚,一一顺叙出来。中间独念方山子一转,由后追前,写得十分豪纵,并不见与前重复,笔黑高绝。末言舍富贵而甘隐遮,为有得而然,乃可称为真隐人。”[3] [1]
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六十九:“大致就通迹中追表侠少气豪,作倒运格,便写得隐人非庸碌人,高手!高手!”[2]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四:“生前作传,故别十寻常传体。通篇只是叙其游侠隐沦,而不及世系与生平行事,此传中变调也。写游侠须眉欲动,写隐沦姓字俱沈,自是传神能事。”[1]
方山子传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年),宋代文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宋仁宗年号,1056~1063年)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说琴》文言文翻译及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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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琴
〔明〕 何景明
何子有琴,三年不张。从其游者戴仲鹖,取而绳以弦,进而求操焉。何子御之,三叩其弦,弦不服指,声不成文。徐察其音,莫知病端。仲鹖曰:“是病于材也。予视其黟然黑,衺然腐也。其质不任弦,故鼓之弗扬。”何子曰:“噫!非材之罪也,吾将尤夫攻之者也。凡攻琴者,首选材,审制器。其器有四:弦、轸、徽、越。弦以被音,轸以机弦,徽以比度,越以亮节。被音则清浊见,机弦则高下张,比度则细大弗逾,亮节则声应不伏。故弦取其韧密也,轸取其栝圆也,徽取其数次也,越取其中疏也。今是琴,弦之韧,疎,轸之栝,滞;徽之数,失钧;越之中,浅以隘。疎,故清浊弗能具;滞,故高下弗能通;失钧,故细大相逾;浅隘,故声应沉伏。是以宫商不识职,而律吕叛度。虽使伶伦钧弦而柱指,伯牙按节而临操,亦未知其所谐也。
“夫是琴之材,桐之为也。桐之生邃谷,据盘石,风雨之所化,云烟之所蒸,蟠纡纶囷,璀璨岪郁,文炳彪凤,质参金玉,不为不良也。使攻者制之中其制,修之畜其用,斫以成之,饰以出之。上而君得之,可以荐清庙,设大廷,合神纳宾,赞实出伏,畅民洁物。下而士人得之,可以宣气养德,道情和志。何至黟然衺然,为腐材置物邪!吾观天下之不罪材者,寡矣。如常以求固执,缚柱以求张弛,自混而欲别物,自褊而欲求多。直木轮,屈木辐,巨木节,细木,几何不为材之病也。是故君子慎焉。
“操之以劲,动之以时,明之以序,藏之以虚。劲则能弗挠也,时则能应变也,序则能辨方也,虚则能受益也。劲者信也,时者知也,序者义也,虚者谦也。信以居之,知以行之,义以制之,谦以保之。朴其中,文其外。见则用世,不见则用身。故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材何罪焉!”
仲鹖怃然离席曰:“信取于弦乎,知取于轸乎,义取于徽乎,谦取于越乎。一物而众理备焉。予不敏,愿改弦更张,敬服斯说。”
——选自《四库全书》本《何大复集》
译文:
何子他有一架钢琴,三年不弹了。他的学生戴仲鹖,拿下来装上弦,进奉请他弹奏。何子拂弄一过,三次拨动琴弦,弦却不听手指指挥,发出的声音杂乱无章,仔细听它的音响,不知毛病在什么地方。仲鹖道:“这个毛病在于木质不好。我看它黑黑的,弯弯的,快腐朽了。它的质地不能胜任琴弦,所以弹起来声音不能发扬。”何子道:“咦!这不是木质的过错,我要严厉责备制琴人!凡是做一张琴,首先要选择木材,但更重要的是要审察是不是按照规格制作成器。琴器有四:弦、轸、徽、越。弦用来发音,轸用来控制弦,徽用来比较音的度数,越用来调和音节。发音就能分出清浊,控制弦就能显出高下,比较度数就能轻重适当,音节调和就能使音响不沉闷暗哑。故而弦要取它韧性的细密,轸要取它琴捩的圆滑,徽要取它度数的次序,越要取它小孔的通畅。现在这张琴,弦的.韧性稀疏,轸的琴捩滞涩,徽的度数失去均衡,越的小孔又浅又隘。稀疏,所以清音浊音不能齐全;滞涩,所以高音低音不能相通;失去均衡,所以轻音重音互相侵越;又浅又隘,所以音声沉闷暗哑。这样五音混乱,音律也离开了法度。尽管让黄帝的乐官伶伦来调弦运指,春秋时的琴师伯牙来按照节拍亲自弹奏,他们也不知如何能叫音声和谐了。
“现在看这张琴的材料,是用桐木制成的。桐木原是生长在深山幽谷,依据着巨大的磬石,经受着风雨的滋化,云烟的蒸润,回绕曲折,光亮沉郁,外表像彩凤那样焕发,质地像金玉那样完美,不能说不是良材。要是叫制作者按照规格做好,修治完善以备随时弹奏,凿削合格以成一张好琴,装饰美观以便出而应世。上焉者使君王得到,可以献之于宗庙,陈设在朝廷,祭享神灵,延见贵宾,唱赞祭礼,疏通隐闭,使民情通畅,万物洁净。下焉者使士大夫得到,可以融洽气质,培养德性,导引情操,和睦心志。何至于黑黑的、弯弯的,成为腐朽之材、无用之物呢!我看天下不责怪材料的人,太少了。鲁隐公去棠地观鱼以为是择善而从,把琴柱缚得牢牢的以为可以使琴弦张弛如意,自己混乱还想要分清事物,自己狭隘还想要求取众多。直木作轮,屈木作辐,巨木斗拱,细木大梁,哪能不使材料出毛病呵!因此君子对此是很慎重的。
“弹琴要有劲,行动要候时,观察要有顺序,藏要有容量。有劲就能不受阻挠,候时就能应付变化,有顺序就能辨别方向,有容量就能受到效益。劲就是信用,时就是智慧,顺序就是仁义,容量就是谦逊。信用作为居处,智慧指挥
行动、仁义是用来约束的,谦虚可以保护身体。作为一种内容的简单性,作为一种外表的文学表现。被称为世界,不为人所知的是修身养性。因此,“平均主义”说:“虽然傻瓜必须清楚,虽然软必须强大。”这怎么能归咎于犯罪的材料!
仲鹖听了不觉恍然若失,离开坐位说道:“信用不就是取于弦吗,智慧不就是取于轸吗,仁义不就是取于徽吗,谦逊不就是取于越吗?一件东西而所有的道理都齐全了。我所知太少了,要改弦更张,恭恭敬敬地听从您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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